人物訪談
顧敏康: 學者的自覺和擔當
採訪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顧敏康教授
 
採訪:楊智冰  攝影:紀沛然
 
 
採訪顧教授的日子定在星期日,因覺得佔用了顧教授的休息時間,道了聲抱歉。顧教授瀟灑地大手一揮,¨我平時都是這樣的,沒有休息日的”。頓時化解了我的內疚,也同時讓我更加好奇,既然顧教授平日工作已經如此繁忙,為何還要分出寶貴的時間來參加選委會大選?參選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?在港生活、工作二十年的顧教授,對香港的現狀與未來又有什麼思考與表達?
 
大選臨近,香江城中彌漫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,香港究竟應該何去何從,讓我們來聽聽顧教授的看法。
 
1.  我們知道您在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就讀了本科及碩士學位,之後留校任教,後來為什麼選擇去了美國?
 
我是華政複校後的第二屆畢業生,當時學校很需要人才,畢業後我就決定留校任教。後來有一次公派留學的機會,去德國波鴻的魯爾大學訪學一年。通過這一年的訪學,我意識到如果要更好地做比較研究,就要系統地學習國外的法律。當時美國的法律相對來說走在世界的前列,有一些創新的法律出臺。於是我就去了美國讀法律博士。
 
2.  美國是英美法系國家,而您在國內學習的法律偏向大陸法系,您對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對法律研究和實踐帶來的影響有什麼感受?
 
英美法和大陸法之間的區別對我來說並沒有造成障礙,反而因為對同一個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à而增進了對法律原則和應用的理解。
 
說到區別,我覺得兩個法系的根本區別,在於思維方式的不同。大陸法系是從一般原則到具體問題,我們一開始學習的是原則,遇到問題要用這些原則去處理,可能會思路比較狹窄;而英美法系或判例法是從個案到一般,一開始學習的是散亂的個案,但你要通過這個學習總結出一些法律原則出來,所以思路比較開闊。一個是從法律原則到具體,一個是從具體到法律原則,最後都歸結到法律原則,從這個à度講,兩者是沒有矛盾的。
 
從處理問題的à度講,二者各有優勢。大陸法一開始有原則,你就知道什麼是對的;判例法一開始不知道對錯,經過你的思辨,才能總結出對錯,它帶有一種挑戰,一種質疑,一種爭辯,這個是非常生動的。所以我想,如果有區別的話,這個區別也是可以融合的。
 
3.  您在美國取得法律博士學位後,為什麼選擇香港,而不是留在美國或者回內地呢?
 
畢業的時候,第一想法還是想回上海。當時香港城市大學在招聘,我就投了求職信,城大提供的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,遠遠超過國內,甚至超過了當時我在美國的大學。另外,香港是英美法系傳統延續的地方,離國內又很近,是一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非常好的交匯點,在這裡我可以把學習到的國內外法律進行很好的融合。所以一畢業我就選好了日期,1997年1月1號到香港。
 
4.  有沒有後悔過自己的選擇?
 
如果現在回過頭看,90年代到現在,內地改革開放機遇無限,選擇到香港可能會讓我失去很多這樣的機遇。但是站在當時的情況看,我這個選擇肯定是非常對的。實際上我也沒有後悔,我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值得生活和工作的地方,社會秩序比較好,人情關係相對簡單,生活非常簡單、輕鬆,當然教學科研的工作也充滿挑戰。
 
但是近幾年,香港社會開始出現一些不安定,我所嚮往的簡單的、和平的氣氛有點變了,這讓我覺得有些焦慮。近期我開始參加一些社會活動,覺得自己有責任出來做點事情。因為香港已經是我的第二故鄉了,我在這裡二十年了,女兒也在這裡長大,毫無疑問,自己已經是它的一份子,雖然我廣東話講得不太好,但是我們已經是它的一份子。所以我覺得把自己學習的知識提供給社會,給大家判斷是非提供一些參考,為香港的繁榮、穩定出點力吧。
 
5.  您到香港20年,經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,也經歷了動盪,您怎麼看待這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?
 
這個問題非常沉重,也很大,簡單說一下。從政治層面來講,一國兩制的平衡難以把握。中央希望香港有一個平穩的過渡期,而香港考慮更多的是高度自治,所以在中央政策和香港對政策的運作過程中,這個平衡關係可能會失調。所以對一國兩制怎麼理解,平衡,需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。
 
經濟層面,內地改革開放,特別是加入WTO,外資不需要通過香港而可以直接進入到內地,香港扮演的橋樑和視窗的功能逐漸減弱,內地經濟的迅速增長和香港經濟的增速放緩之間,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
 
政治和經濟是密不可分的,在香港實行¨一國兩制”實質上是在一國的前提下保護香港的資本主義,因此,許多政策更多都是對大資本家有利,而普通的香港市民卻很少享受到這些政策帶來的好處。作為一個只有七百萬人口的城市,香港的基尼指數居然是是全世界第一,這說明香港的兩極分化太嚴重了,同時也說明政府在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中做得不夠。所以現在的香港年輕人,尤其是在近期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中,懷有不滿情緒是很自然的,因為他對現狀不滿,對未來迷茫,沒有幸福感。
 
除了政治和經濟,教育也有嚴重的問題,香港回歸二十年了,還是有很多人對¨祖國”毫無概念,心中只有香港。前幾年發生的反¨國教”、¨占中”等反映出來的青年學生問題原因很多,但教育肯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。在法律方面,不少人對香港法律有種盲目的優越感,既看不到內地法律的進步和成熟,甚至排斥人大釋法,也看不到國際上有許多發展了的更為先進的經驗。
 
當然,香港的媒體、文化出現的問題也不容忽視。
 
雖然香港的問題錯綜複雜,在某些方面問題還很嚴重,但從另一個à度講,這些問題的出現也是好事,督促我們對前面二十年做個總結,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兒,後面三十年到底怎麼走,也應該充分討論。
 
6.  您認為這些問題出現的最根本原因是什麼?
 
原因是綜合性的,這裡最主要的是有很多難以調和的矛盾糾纏在一起。一方面是香港和內地對一國兩制的理解、平衡與磨合。另一方面是香港自身的原因。香港是資本主義經濟,60%-70%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大資本家手裡,他們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很多時候是對立的。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下,政府作為管理人,卻沒有在二次分配方面做好平衡。
 
第二個就是香港政府的執行力,許多政策沒有經過充分的徵詢和準備就推出來,一旦遇到反對意見又馬上退出,比如香港政府在土地、住房方面的政策。這些深層次的矛盾並不是一國兩制帶來的。
 
7.  您認為¨一帶一路”會給香港及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帶來的機遇?
 
我認為¨一帶一路”是一個觀念的更新。在¨一帶一路”的理念下,我們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不僅僅要參與規則,還要引導規則的制定,相比較WTO的規則,¨一帶一路”的規則將更強調共贏;另外,企業要能夠借著¨一帶一路”整合資源後再走出去,這樣投資產生的效益會比原來更大。
 
香港是金融、融資的平臺,交通、貿易條件便利,國際化程度較高,法律、會計團隊對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也很熟悉,所以應該說¨一帶一路”會給香港帶來很多機遇,關鍵是香港人肯不肯出去,肯不肯跟內地配合著一起走出去。
 
8.  您目前的任教及科研工作都要求您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,為什麼還要在百忙之中參選選舉委員會成員?
 
我想這個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吧,瞭解香港民主的過程,接受民主的洗禮。我可以把不做行政工作的時間節省下來做這件事,應該說這點時間拿出來是值得的,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學者,也結下了深刻的友誼。我們希望把自己神聖的一票投給我們心目中,能夠給香港帶來福利的,推動香港改革的特首。
 
與其他高教界代表不同,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都是比較專業、客觀、平穩、平和的,如果能夠當選,我們會向候選人提出高教界的關鍵訴求,希望其能夠關注這些訴求,並且能夠承諾在當選以後為此做出努力。
 
9.  您覺得一位稱職的特首,應當具備哪些品質?
 
首先,是政治品格,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,堅決反對港獨;其次,要有人格魅力;再次,是認受性,但是這個見仁見智;還有一點要加上去的,就是一定要有果斷執行力,能夠組建一個強有力的管理團隊。最後,從我們的à度來講,要關心高教界的利益。
 
結束語
 
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,香港的問題也不可能朝夕解決,需要全香港各界共同努力,放下成見,求同存異,在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找出路。香港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,每一張任性的選票都會讓香港更動盪、更混亂一分,每一張負責的選票也會讓香港更穩定、更繁榮些許。香港未來會如何,取決於每一個投票人如何行使基本法賦予其的神聖權利。
 
採訪結束後,顧教授請我們在他辦公室外的天臺喝茶。天臺面積不大,卻設計得精美,草長鶯飛,環境宜人。茶香四溢中,我們努力感受著此時此刻的美好與寧靜。
 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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